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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贸易报》2009年11月11日

由通用公证行（SGS）主办、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协办的“SGS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2009”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笔者应邀出席此次论坛并做了题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演讲。

笔者关注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已有10年之久，由于对所从事专业的钟情和爱好，每次参加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都感觉到相当激动，与此同时，又感到很困惑。主要体会如下：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内涵仍然被误解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中国开展，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内涵仍然被我国一些人士所误解。笔者在进行社会责任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从研讨会、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主流媒体等渠道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被一些人士片面地认为是SA8000、慈善捐款、助人为乐等。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的推广，不少会议、论坛都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话题，使之成为时下十分热门的研究课题。由此，一些学者开始跟风、追逐热点，好像不讲企业社会责任就没有文化、不上档次似的。实际上，很多大讲特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人士根本就没有真正研究过企业社会责任，更不理解企业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和实践来源于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并通过国际产业链以订单的方式传递到我国，而我国企业还远没有达到自发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时代。我国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专家不是在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而是在珠三角等工业基地的三来一补企业。我国理论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是最近若干年的事情，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绝大多数的三来一补企业订单都附有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和合同条款，绝大多数的加工产品订单都处处隐含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很多外向型加工企业的员工已经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多年来的前沿实践者，见证并参与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我国的发展与演变。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内涵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社会规则，不是一些研究者们在互联网上通过拷贝闭门造车出来的，而是实践出来的。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或评比秩序混乱

目前，在中国不少中介认证公司都声称自己有资格经营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等权限，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财之道。仅广州的中信大厦里就有超过40家中介公司声称有权经营所谓的“SA8000国际标准”。经统计，全国各类组织仅成立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就超过了25个，除了大中专院系等学术单位外，一些中介服务公司、报社、杂志社等经营组织在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自我成立了该中心后，刻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印章，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名义对外开展高盈利的评比活动。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单位成立“研究中心”开展研究工作无可厚非，但企业等非研究工作的经营单位成立“研究中心”仅开展营利活动并不进行研究工作，就明显是“挂羊头、卖狗肉”欺骗社会了。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群众的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有偿的认可认证或评比却相当混乱，工商、宣传等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给这些违法经营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

更为严重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评比或评价混乱不堪，可信度招人质疑。社会责任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品牌、声誉等，因此就出现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评比活动从中不法获利：哪个企业给的钱多，就可以给他颁发个什么“最具企业社会责任奖”之类的荣誉，甚至还可以通过金钱关系邀请到一些“权威人士”给这些“买奖”的人“颁奖”。国内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比大都已经变质，评比中毫无公平可言，绝大部分都以企业本身的财富实力甚至资助金额为标准，而扭曲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

前不久，国内有家小媒体凭自己简单拼凑出来的所谓“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评出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100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先进单位”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先进个人”等奖项。但该评价体系仅仅以几个非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指标构成，完全没有说服力和公信力，更不存在科学性。无独有偶，最近，某单位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仅凭一个简单的所谓“评价体系”也得出结论：“中国远洋、国家电网和中移动位居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排行榜前三名，中央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远远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一结论明显不符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实际情况。

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引入我国后被严重篡改或被商业化利用的现状，笔者感到痛苦和困惑。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理念，是净化社会的清泉，不应该在发展之初就被扭曲。因此，社会有识之士应共同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士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内涵，使这股清泉能够长流不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第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第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促进企业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推动优秀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经济学教授，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

来源： 《羊城晚报E财富杂志》（双月刊）2009年第5 期,《光明日报》2009年9月

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暴发户到贵族的距离，就是我们的新富阶层到兑现道德责任的距离。杭州飙车案中富家子弟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规则、什么责任、什么敬畏，都视若无物，表现出基本道德和责任的缺失，奢侈、贪婪和腐败已成为中国富人和“富二代”的代名词，这应当引起富人阶层的反思。

什么是“富二代”？简单地说他们是“富一代”的子女。“富一代”是改革开放后首先富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子女大多在上世纪80 年代前后出生，生活条件优越，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如今他们继承过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与国外的“富二代”不同，中国的“富二代”是“穷人在教育富人”，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摆脱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穷人思维”，第二代天生优越但精神贫穷。个别“富二代”与生俱来的富足生活，使他们不懂得宽容和感恩，不知道勤勉与谦逊，过于自我和散漫，过度追求所谓“个性张扬”，而对待别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感受相当冷漠，甚至“疯狂”到在寻求刺激最大化中漠视他人生命。而财富也成了“富二代”漠视法纪、践踏生命的腐化剂，更成了他们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的温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富家子弟》中写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正如卡内基所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财富品格也不是天生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企业强调的唯一目标就最大利润，而30年代至60年代则倡导企业经理人的责任也要对顾客、员工、供货商、债权人及所在社区有所承诺；60年代后，则更多地主张企业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到了21世纪，慈善事业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富豪倾心追求的神圣目标。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弥合社会裂痕、平抑仇富心态的一剂良药，而富人捐赠慈善事业则是一种极好的形式。穷人们不但不忌恨富豪，反而以成功的富豪为榜样，因此也没有仇富心态的存在，这便是发达国家“和谐的富有”现象。国内富人的社会责任和国外相比，让人汗颜。“富一代”和“富二代”在富豪榜上名声显赫，但在慈善榜上却名落孙山。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占据的财富却在80％以上。目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容的。

“富一代”实际上是改革开放30 年以来的最先受益者，未来5-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靠继承财富而上位的“富二代”，将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有过的代际传承和阶层变迁的使命。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然而，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富二代”继承了父辈的DNA，甚或亦继承了父辈的人脉资源和商业网络，却未必能继承父辈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能力。“富二代”应当认识到，自己父辈财富的积累是千万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国家富民优先政策支持和扶持的结果。富而思进、富而思源，“富二代”应当更好的回报社会，回报百姓，这才是财富的最大价值和内涵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富不是属于个人，财富永远属于社会。拯救贫困群体，主动回报社会，是“富二代”责无旁贷的重要义务。扶贫济困是一种“退赔”。穷人在为富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让渡了穷人的机会成本，“富一代”和“富二代”的部分财富是以牺牲贫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扶贫济困也是“富二代”为自己编织“安全网”，以实现“和谐富有”，富人要保障自己的财产权，首先必须尊重穷人的生存权。

中国古训说，富不过三代，二代守业，三代败家。JP摩根家族也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占12%；能传到第四代的，千分之一。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经把家族继承体系比喻作“选择得过2000年奥林匹克游泳冠军的儿子去夺2020年奥林匹克冠军”，一个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的尝试。“富二代”面临着和“富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接手了几亿元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把几亿元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富二代的成长，不但是“富一代”企业家辛辛苦苦创下的企业是否有人接班的问题，更是中国民族工业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大问题。而承担社会责任无疑是“富二代”带领企业通向可持续发展、走向振兴的重要途径，世界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只有通过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最大的企业伦理和商业伦理，是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它对社会施以最大的积极影响，并收获最丰厚的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企业不仅仅在于追求利润，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企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责任与竞争力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生共存，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不可能有竞争力；企业在强化自身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义商的提法，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大商人陶朱公便以“富行其德，扶危济困”而名扬天下。“富二代”担当社会责任，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的传承及社会进步的程度，体现的是富人的素质和修养。豪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富二代”应当高举振兴中华和人道主义两面旗帜，既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企业家，又要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慈善家，积极投身慈善公益性事业，主动承担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经济学教授，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

三、中国缺少“比尔·盖茨”的原因分析

2007年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已超过了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全球第二，说明中国富豪越来越多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会有像盖茨、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么多的慈善企业家，而中国却没有，与美国相比，从根本原因上来说，以下四方面的原因最为值得深思。

（一）经济因素

中国整体经济水平仍然不发达。虽然中国经济水平总量较大，但新中国建国只有60年，并且也只是刚刚进入改革开放30年的转折点，邓小平主张的“少数人先富起来”也不过是近30年的事情，所以刚刚摆脱贫困的国人还不具备经常性“大手笔”乐善好施的多余财力。美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历史了，慈善捐赠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相比起来，中国慈善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是对慈善行为的根本性约束。

（二）文化因素

美国的富人一直都有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习惯（孙贵颂，2008）。在美国社会中有许多富人形成这样的文化思维，认为要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仅有自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关爱社会。美国的很多大学、博物馆、医院、甚至铁路，都是富人们赞助或创建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被美国人一直继承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盖茨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而已。[9]而中国长期以来受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很严重，不仅企业要家族化，自己的财产更要留给子孙后代。徐安琪（2005）对上海市徐汇区746户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1/3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儿子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首肯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10]同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条件下，一些贪图享乐、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也有所发展，国人整体文化素养还偏低。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慈善精神。

（三）价值观念因素

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没有人能够豁免税赋和生死”。[11]美国人把纳税看成是一种义务，富豪更是如此。美国很多有钱人都不把遗产传给自家子孙，而很多年轻人更崇尚白手起家。“股神”沃伦·巴菲特说：“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12]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非常反对取消遗产税，并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豪、亿万富豪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巴菲特也曾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可见在财富、创业和公平的价值观上，国人与美国尚有一定的差距。2008年6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发表评论说，“慷慨捐献是美国亿万富翁的一种不成文传统，一种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一种有钱人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准，一种具有终极诱惑力的精神风范。”价值观念因素的不成熟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富有企业家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

（四）制度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再高，文化和价值理念再普及，如果没有制度作保障和约束，都可能成为虚幻。有关慈善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就会使慈善事业缺少制度的保障。所以除了富豪、企业家自身观念问题外，政府在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方面也担负很大的重任：一方面政府干预过度。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影响，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大包大揽，从而在客观上压制了民间慈善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不足。公共服务匮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不完善，社会福利事业的滞后等问题使得许多公民对自己的生活都有担忧，捐赠更无从谈起。制度的不完善最终将制约成长起来的富豪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

经济水平的落后、慈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不成熟以及慈善配套性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我国大量的富豪无所作为，这也是与盖茨等世界富豪的最大差距之所在。

二、关于盖茨慈善捐赠的观点综述

比尔·盖茨变成最负盛名的裸捐者、慈善家，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来自各方面的声音都有，有人认为盖茨善举的背后可能是“良心发现”，也有人认为是微软的公关宣传或者是转移财产，但也有专家学者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角度公正评价。

（一）比尔·盖茨本人的自我评价

比尔·盖茨曾说：“我不是在为钱而工作，钱让我感到很累。”[3]

1998年3月4日，比尔·盖茨接受PBS电视台王牌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时表示：把自己有幸掌管的巨额财富回馈社会，用到重要的事业上，如科技、教育、医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他领域，这更利于社会，也更利于我的孩子。

2008年1月份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比尔·盖茨曾作了《用市场力量和制度创新服务穷人》的演讲，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演讲中他表明，“在我看来，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如果我们能够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探索到满足贫困人口需要的方式，找到为企业带来利润和认可的办法，那么我们减少世界贫困的努力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个任务永远都不会结束，能投身这项事业，我内心激动不已。”

（二）国外态度及观点

盖茨悉数捐出580亿美元的消息虽然在许多国家引起很大轰动，但在美国本土却议论很少。欧美媒体和专家学者最关注的是盖茨离任后微软的未来，对盖茨的慈善捐款，往往一笔带过。美国人之所以大都以一种平常心看待此事，因为他们身处于这样一种慈善文化之中。

也有些西方媒体从恶意避税、投资污染项目、基金会被专制等方面对慈善捐赠行为进行了负面批评。批评之声是难免的。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后，宣布计划取消联邦遗产税。但比尔盖茨的父亲和巴菲特、索罗斯等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反对这一计划，说明这些批评也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20）用易懂的语言间接为这些批评作了回应：“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4]

美国人对盖茨捐赠的态度早在一百多前就已经有所体现。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对慈善捐赠行为评价极高，他1889年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写道：“过不了多久，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捐赠出去）的人们就会受到公众的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5]并在1895年11月发表著名演讲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三）国内态度及观点

国内舆论及企业家，侧重于惊叹盖茨巨额的募捐和没有给子女留下财产的大公无私，赞扬其为企业家精神做了真正的诠释，从而批判中国企业家的责任缺失行为。

曾康霖（2007）评价道：“比尔·盖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和创举，我想是因为他想尽到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有自己的信仰。”[6]

2008年6月23日，《齐鲁晚报》发表文章说盖茨不但是伟大的企业家，而且是懂得如何爱子女的好父亲。从这个角度看，盖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财富教育课。

何志成(2008)认为“富有的人应该比一般人更有社会责任感，更知道财富对社会的意义。盖茨把巨额财富看成是巨大的权利，同时也是巨大的义务。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富人都具有这样的价值观、财富观，然而，与盖茨的财富观相比，中国的一些富豪确实应该反思。他们大都以代际转移的方式来传承财富，不仅将财富全部留给后代，还要将他们谋取财富的取巧途径也留给后代。”[7]

万润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 CEO陆万东（2008）大加批判中国富豪，指出与盖茨的财富观相比，“中国的富豪大多把财富视为追求名利、追求个人价值的手段和目的。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遗憾的是，富豪们普遍缺失这种将巨额财富回报社会的慈善文化和心理认同。”[8]

以上国内外的观点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富人慈善捐赠行为的评价，也反映了国内外慈善文化和制度的差别。国内媒体和专家的观点对国内富豪的批判虽然并不全面和完全公正，但也反映出国内对“中国的比尔·盖茨”的期待非常迫切。